1939年9月，日军进犯长沙。

当时，蒋介石的意思是，长沙守得住就打，守不住就走，避免决战，保存势力。为此，他给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薛岳下达命令：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，一旦压力太大守不住，就把部队后撤到湖南醴陵、衡山、湘潭地区，放弃长沙以北。

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，薛岳是有名的暴烈性格，接到这道不守命令，他的牛脾气顿时就上来了，大嚷：“什么守不住？我老薛一定守得住。长沙不守，军人之职何在？”

蒋介石见薛岳抗命，立即派参谋总长白崇禧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赶往长沙劝阻。

白崇禧对薛岳说：“伯陵兄，长期抗战，须保持实力，何必死守一个长沙呢？放弃有放弃的好处。”

在国民党军中，薛岳最看不起的就是白崇禧，晚年更是直斥白是“败国民党之臣”，听到白崇禧这么讲，他强硬表示：“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甚巨，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，与湘省共存亡。除非撤了我，否则我决不放弃长沙！”

白崇禧说：“持久抗战，以保全实力为急务。”

薛岳激越地说：“如此我上无以对国家，下无以对国人，从今不敢再穿军装！”

言下之意，这个时候，你白某人愿做懦夫，我老薛绝不干。

陈诚与薛岳，有真交情。

见两人争执不下，陈诚偏向薛岳，讲了一席话：“汩罗不战退长沙，长沙不战退衡阳，衡阳不战退桂林，如长此退却，广土亦有尽时，究在何地可以一战？不如就敌我当前形势，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。”

薛岳听了，豪情万丈，当场表示要给蒋介石打电话，长沙必守。

据说，当天晚上薛岳将电话直接打到了重庆，找蒋介石请战。

蒋介石已经入睡，是宋美龄接的电话。

薛岳与宋美龄的关系不错，他的原配夫人与宋美龄是拜把姐妹，两人都是海南文昌人，薛岳很多话都是通过宋美龄转达的，尤其他与蒋介石闹矛盾的时候，都是宋美龄从中调解。

薛岳对宋美龄说：“我就要在长沙打，打败了我自杀，以谢国人；打赢了算我抗命，你们枪毙我！”

宋美龄赶紧劝慰，要薛岳不要激动，她一定代为转达。

第二天，征得蒋介石同意，宋美龄给薛岳打去电话：“伯陵兄，委员长讲过了，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，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？你这不是抗命，现在委员长重新下命令，配合你，在长沙打！”

三次长沙会战，取得大捷，这是薛岳军事生涯的巅峰，陈诚称之为“抗战中的奇迹”。

此战，薛岳开创的天炉战法至今仍被许多军迷津津乐道。

什么是天炉战法？

薛岳曾对子侄辈解释过：当日军发起进攻时，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，部队先节节抵抗，节节后退，尽量拖累和疲耗敌人，然后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，绕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，在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，砌成两面“天炉之壁”，长沙就是“天炉之底”。

与此同时，在中间地带，彻底破坏交通道路，空室清野，诱敌至决战区域，而断其后路，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“熔炉”，最后歼灭包围之敌。

为了打好天炉战法，薛岳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：“化路为田，运粮上山。”

“化田为路”，就是把道路统统破坏掉，连田埂也被缩小到一尺之内，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开进，穿皮鞋的日军在田埂里寸步难行；“运粮上山”，就是把当地粮食全部运到山里藏起来，日军当时从后方带来的粮食已经吃光，无法就地补给，打到后来，越打越难熬。

三次长沙会战，给薛岳带来了极大的声誉。

蒋介石在南岳开会表彰，授予薛岳国民政府最高勋章——青天白日勋章；在太平洋彼岸，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薛岳独立勋章。

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写过一本《一千个春天》的畅销书。她在书中说，抗战时期，天上有一个“飞虎”是陈纳德，地上有一个“奔虎”，就是薛岳。

日军因为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吃尽了苦头，称呼薛岳为“中国战神”、“长沙之虎”，对其充满了敬畏心理。

据薛岳的侄子薛维忠说，抗战后期，日军打到广东，快到他们粤北老家时，留在家乡的二伯也跟着乡亲们一起逃到附近山上，他们很担心日军得知这是薛岳的家乡后，会大肆报复。可是日军进来后，非但寸草未动，还把他们家的祖坟打扫的干干净净，然后杀鸡杀羊杀牛来祭祀。在他们看来，薛伯陵是一个大大的英雄。

中国人对薛岳表达敬仰之情，有一个朴素的“福报”说法非常深入人心，大家都说，薛岳那么长寿，活了104岁，就是因为他抗战有功，杀鬼子最多。

遗憾的是，自长沙三捷之后，薛岳在军事上再没能创造新的传奇、新的高峰，相反，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，他因为刚愎自用，傲慢狂暴，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，谋划不周，指挥不利，一战丢失长沙，二战丢失衡阳，一世英名几乎全部毁掉。

抗战胜利后，薛岳的表现更加怪异，他变的突然不会打仗了，最后在徐州，被蒋介石撤掉“徐州绥靖公署主任”一职，从此走向没落。

有意思的是，关于薛岳徐州失意，丢掉兵权，薛维忠曾披露过一个内幕，他说，是国防部作战次长、红色潜伏者刘斐在蒋介石面前使用离间计，别有用心地讲了一句话：“陈辞修、薛伯陵对统帅信心已经动摇，不听委员长的命令。”